原標題：敦煌書法：翰墨千秋

　　高善穆石塔

　　肩水金關漢簡（篆書）

　　《蔣善進臨智永真草千文殘卷》局部

　　前涼《法句經》 （隸楷）局部

　　《大樓炭經卷第七》 （魏楷）局部

　　《高善穆石塔》拓片局部

　　張芝草書《冠軍帖》（本文圖片均為資料圖）

　　陳新長

　　敦煌是世界性的文化遺產，在這里也打開了敦煌書法藝術的歷史畫卷。敦煌書法是甘肅地域留存的書法遺跡，包括漢簡、遺書、碑刻、題記的集大成者。敦煌書法不僅是甘肅書法的文化寶藏，還是中國書法藝術的重要遺產。

　　以漢字為依托的中國書法，是一門古老的書寫藝術。作為甘肅書法的文化寶藏——敦煌書法，更有其獨特的藝術價值。敦煌書法總括來講，分為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敦煌遺書書法、敦煌地區(qū)古遺址中出土的漢簡書法、敦煌石窟墻壁上的題壁書法、敦煌地區(qū)遺存的碑刻書法。

　　敦煌遺書又稱敦煌文獻、敦煌文書、敦煌寫本，即敦煌藏經洞所出的古寫本和少量刻印本。

　　敦煌遺書的年代，橫跨5至11世紀，上起東晉下至北宋， 其中還有西涼、北涼、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等朝代的代表性出土文獻，最早為西晉永興二年二月七日所抄《大般涅槃經》，最晚為宋咸平五年所寫《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敦煌遺書分為宗教典籍和世俗典籍兩大部分內容，約7萬多件，成為研究各個朝代歷史文化的珍貴資料。

　　敦煌遺書作為敦煌書法的表現形式之一，其漢字書寫的文獻最多，大部分是用細致工整的楷書來寫的，囊括了篆、隸、楷、行、草等幾乎全部的書法藝術形式，主要由官員、學士、僧人、百姓以及專門寫經的人（“寫經生”）來書寫。

　　綜觀敦煌遺書，有一條頗為明顯且十分重要的書法發(fā)展脈絡，那就是“楷變”?？瑫冞w的過程十分漫長且階段眾多，隸楷過渡期是一段漫長的時期，也是楷書字體日漸形成的時期。

　　隸楷以后，楷書進入到魏楷時期。魏楷從隸楷中脫離出來并日臻成熟，這也是北朝寫經的主要形態(tài)。南朝后期的抄經中也出現了魏楷，其筆法比隸楷更為復雜。橫畫的起筆不再是尖鋒落筆，而多是頓筆直入或逆鋒起筆，這種筆法可視為楷書進入到魏楷階段的標志。新的筆法讓橫畫的寫法出現了“三過折”的豐富形態(tài)，其他如豎鉤、彎鉤等筆畫的寫法也都在這200年的時間里逐步完善。在魏楷形成這一階段的寫經卷，其書法風格明顯不同于隸楷期的寫經，北方少數民族的淳樸、質厚、率意、自然都融入這一時期的寫經之中， 成為敦煌遺書經卷中最為亮麗的一章。

　　從魏楷經隋楷到唐楷，其間大約有100多年的時間，這一時期楷書筆法的精細化程度得到進一步提升。楷書“平畫寬結”“斜畫緊結”的兩大類型已經形成，但尚未得到總結。唐代楷書呈現出風貌多樣的格局。從初唐的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薛稷，到中晚唐的顏真卿、柳公權，唐代的楷法逐漸發(fā)展到鼎盛。至歐陽詢的《三十六法》、張懷瓘《玉堂禁經》，出現了總結楷書點畫規(guī)律及結字法的書論文章，至此唐楷從實踐和理論兩個層面宣告了楷法的最終完成。

　　敦煌藏經洞數萬卷寫經中，篆書、隸書、楷書、行書、草書五體俱全，中國書法字體隸變完成后向楷書過渡的全過程，敦煌遺書都以手書墨跡的形式完整保留下來了，書法精品更是比比皆是。

　　敦煌藏經洞發(fā)現后的第7年，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在敦煌附近的漢代長城烽燧遺址，發(fā)掘3000多枚漢代簡牘，當時考古界把這一批簡稱為“敦煌漢簡”。此后，漢簡的發(fā)掘進入鼎盛期，沉睡千年的甘肅簡牘大量出土。

　　出土于敦煌的漢簡主要內容為邊塞的政治和軍事活動，反映了兩漢時期的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簡牘上風格各異、精彩紛呈的墨跡也完整地反映了漢代的書法風貌。從這些漢簡中，可以看到中國古文字向今文字轉變的痕跡，這是中國書法史上發(fā)生重大變化的時期，叫“隸變”，就是隸書的變化過程，漢簡書法就是漢字字體由篆書逐漸演變和簡化到隸書的結果。敦煌出土的漢簡文字從書法的角度看，處在中國書法五體（篆隸草行楷）形成的重要時期。漢簡中的書法在書寫實踐中所產生的起收筆法、提按筆法、粗細筆法等均成為后世書法所遵循的基本法則。漢簡的書寫受當時書寫材料的限制所形成的從上至下、從右至左的書寫順序一直影響了中國書法幾千年。

　　敦煌地區(qū)遺存的碑刻書法也是敦煌書法的重要組成部分。酒泉發(fā)現的北涼石塔《高善穆石塔》，造像塔塔基之上為圓柱覆缽形塔身，上刻隸書發(fā)愿文與經文36行，有明確紀年題為“承玄元年”（428年）?；戏綀A柱形經柱，高7.2厘米，柱圍46厘米，周圍刻發(fā)愿文與經文三十六行。這些字為“北涼體”。北涼體是北涼王國在大興佛教中形成的書體，主要出現在與佛教有關的寫經、石塔、造寺碑上，其時間為四世紀八九十年代至五世紀七十年代。北涼體和魏碑體、寫經體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種書體為隸書向楷書的過渡，保留了較多的隸意，且筆勢峭拔，風格獨特，故書法史上稱為“北涼體”。“北涼體”與敦煌碑刻書法的淵源可謂是一脈相承。

　　除此之外，以張芝為代表的敦煌名家書法也對當時敦煌書法的發(fā)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被后世尊為“草圣”的東漢末年大書法家張芝（字伯英），祖籍乃敦煌淵泉一地。在中國書法史上，張芝與懷素前后輝映，代表著漢唐時代草書盛行期的兩座豐碑。

　　自漢末至中唐六七百年間，在草書領域里有王羲之、王獻之、張旭、懷素四位大師，他們的師承都源于草圣張芝。其實，張芝的影響力到東漢末期才顯露出來。從京城長安到西陲敦煌，從天水、洛陽到樓蘭、高昌，都有大批張芝的“追隨者”。在張芝創(chuàng)立草書之后，草書從實用中脫離出來，書法才最終成為一門獨立的藝術，而這門藝術在漢代形成了以敦煌書法為代表的中國書法史上第一個高峰期。

　　敦煌地區(qū)出土的書法遺存在時間上跨度近千年， 匯聚了眾多書手在不同時代的創(chuàng)作。敦煌書法在點畫、章法和結體上充滿了變化，自然且真實地反映了不同時代和不同時期人們的思想情感和社會流行的審美趣味，東西方不同的藝術表現形式和理念在其中交映成輝，孕育出具有華夏氣派的審美意趣與藝術精神。